编者按：

7月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经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首届全球财经论坛在京召开。此次论坛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为主题，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聚焦全球财经领域热点，围绕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特色，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国际组织负责人、国际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把脉寻方。本期特摘要刊发论坛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中国经济是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而且同全球经济发展互相促进，任何力量都很难将中国经济同全球脱钩。

2013年，党中央提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接下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从201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治理空气污染、水污染，我国生态环境逐步向好。从2015年起，我国实施脱贫攻坚战，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加大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发达地区对口帮扶等措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此外，党中央还提出“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等针对性要求，引导经济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彻底改变过去主要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忽视质量效益的粗放式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增加、风险加大、效益低下、环境污染、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实现高质量增长要采取适宜的政策，更需要实施机制性改革。

第一，保持适宜的增长速度。短期看，宏观调控政策十分重要，在不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应尽量将经济增长维持在潜在增长率水平。第二，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为主。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也是全球120多个国家地区最大贸易伙伴，对全球投资有持续的吸引力，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消费市场还有广阔的上升空间。目前，大部分农民工暂住于城镇。让2.9亿左右的农民工真正在城镇落户，会大幅度提高消费，产生新的就业机会，也有助于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第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只有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产业才会有竞争力，也会产生足够的市场需求，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应当是进一步改革的重点。第四，解决影响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中就包括保持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这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

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高质量发展是相对于高速增长提出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发生的最基本、最重要、最突出、最深刻的变化在于发展理念的转变。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一定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工作的试金石和评估标准就是看是否契合高质量发展要求，是否契合新发展理念要求。

面对当前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的现实，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以新发展理念作为指挥棒和红绿灯，确定当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2013年，党中央作出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其中，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消化”二字指出了任何刺激政策在带来一系列积极效应的同时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成本。因此，当准备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时，要特别注意对扩张力度、规模的把握。

在今天的中国，安全发展贯穿于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宏观政策布局除了要把握好发展这一维度外，还要把握好另外一个维度，即安全。在布局宏观政策时必须强调防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具体而言，一是做成本效益分析。任何政策都拥有成本与效益并存的特征，所以追求政策效益大于政策成本是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必须守住财政金融安全的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换取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是要对症下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可能不仅存在周期性矛盾和问题，还可能存在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因此，解决问题需要整体考虑、整体谋划。比如，针对预期转弱的冲击和压力，必须从改善营商环境着手，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配置宏观政策不能病急乱投医，要坚持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中信银行拟任行长刘成：

打造金融服务新范式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健康持续发展。商业银行要坚定信心，准确把握新形势，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更加注重稳健经营，努力满足企业和居民多样化金融需求。

一是金融服务要“提质”。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主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发力，传统的金融服务难以匹配科技创新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需要，需要我们加快打造适应创新型经济发展的金融模式。商业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必须加快自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适配科技创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数字化发展的需要。

二是金融服务要“扩面”。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必须广泛调动全社会积极性能动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大限度地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可获得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薄弱环节，加强对“三农”、小微企业、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支持，既重视支持生产领域又重视扩大消费，既重视全面服务企业又重视全面服务居民个人。

三是金融服务要“增效”。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更高效的金融服务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以同等的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推动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中国经济发展总体目标之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金融特别是商业银行精准支持，强化综合服务，通过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构建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环境。

面对新形势，商业银行必须要守正创新，不断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范式。首先，要把握住新范式的初心，即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决防止脱实向虚。其次，要把握住新范式的核心，即追求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发展。最后，要把握住新范式的主题，即有效防控各种金融风险，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

培育新动能要抓关键因素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有所好转，但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比如，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明显提高，与发达国家劳动报酬的差距明显缩小，继续靠低成本劳动力大量生产中低档产品并大量出口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我国劳动力数量下降，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人口红利带来的增长能量减弱；人民群众诉求多元，资源配置要兼顾各方需求，用于支撑经济增长的资源权重下降；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的合作共赢模式改变；等等。

在看到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机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积累了新的有利条件，面临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拥有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人力资本具有综合竞争力，参与国际分工程度深，数字经济发展快、规模大。我们要用好这些有利条件，抓住关键因素，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培育可持续的新动能。在这一过程中，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调动经营主体积极性，坚定推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顶层设计方面，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在进出口方面，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积极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产品进口。在资金流动方面，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在制度建设方面，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切实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

人工智能助力可持续发展

当前，全球经济发生显著变化。供给侧的弹性和反馈都比过去小得多，主要经济体的生产力正在下降，新兴经济体带来的产能增长不再那么强劲，很多行业（特别是在西方国家）都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再加上气候冲击、疫情冲击以及区域政治局势紧张，这些都导致全球供应链的整合方式发生巨变。

从长远来看，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目前备受关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可能将开始显现。人工智能的潜力存在于任何能够应用它的经济体中，能够为许多行业带来极大的生产力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从大量的数据中获取经验，经过系统处理后向人们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而普通劳动者往往要从漫长的实践中才能获得这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目前，我们处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早期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要作用是辅助人们提高生产效率，它提供的帮助和服务非常便捷，只需要简单对话即可获取，能够适用于许多行业领域。这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恰好解决了全球经济发展受限，许多地区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抚养比上升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

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全球经济形势会相当严峻。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这需要在科学技术领域进行大量投入，从而带动生产力的提高，并推动能源转型。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马海涛：

提升财政政策效能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财政政策在各主要经济体国家宏观调控工具箱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

过去十年，我国财政政策逐渐由“需求型”“总量型”过渡为“供需结合型”，由财政单向发力转为重视政策的协调配合，由逆周期调节转为逆周期和跨周期协同，由强调工具应用升级为与财税体制改革协同发力。

高质量发展对财政政策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财政政策要促进创新发展，推动实现创新驱动，提升经济效率。二是财政政策要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补足弱项短板。三是财政政策要坚持生态优先，促进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四是财政政策要助力高水平开放，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五是财政政策要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增进民生福祉。

高质量发展赋予财政政策新使命。第一，财政政策应体现人民性。财政政策要更加立足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国情，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推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第二，财政政策应体现系统性。财政政策制定和执行应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四组关系”，即当前民生改善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展与安全或风险的关系。第三，财政政策应体现全局性。

高质量发展催生财政政策新路径。要依托于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积极拓宽政策空间。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加强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要构建资金统筹的长效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

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迎接全球贸易新挑战

全球贸易正面临新的挑战。一是目前全球化处于调整期，一些区域和领域在放缓，另外一些区域和领域则在加速，具体表现为价值链或供应链在地理上的重新布局。二是安全在生产和贸易中的权重在上升。去风险在政府和企业层面都更加被重视，也反映在企业的供应链布局调整中。三是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合，为未来全球贸易的发展带来新的潜力，也给贸易规则带来巨大挑战，更加凸显了数字鸿沟问题。四是气候和环境对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包括气候和环境对产业本身的影响，以及环保措施对贸易的影响。

国际社会应当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首先，坚持并加强以多边为主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在快速变化的国际新环境下，多边贸易体制的地位应进一步得到加强，以保证国际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其次，积极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促进多边规则与时俱进。对于安全、数字化、环境问题，需要尽快制定相关规则。最后，解决南北失衡特别是数字鸿沟问题。全球化的调整为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新的机会，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开发机构、各国政府正努力提升这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

（来源：中国财经报 刘颖、张思楠整理）